鲜花下的牛粪

关于银子到底价值几何，今人大多毫无概念，经常犯错误。很多电视剧尤其可笑，描写古人动辄使用几十两，甚至几百、几千、几万两银子，更有甚者，竟然常常出现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银票这些荒唐的情节，显示了创作人无知以及不认真到了何等程度。甚至包括金庸这样的大师也对银两的货币价值没有进行深入研究：郭靖初遇黄蓉，被她宰了一顿，结果“一会结账，共是一十九两七钱四分”。这些错误荒唐严重到什么程度，你往下看就知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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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主要为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古代一两银子等于今日的一元钱；二是以为古代的银票就是今日的钞票或者支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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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代中国银子缺乏，看过一些古籍就可以发现，一两银子的货币价值相当的高。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一千二百多文(清初以前)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而直到清末，一斤(相当于1.2市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一亩良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或者十二、三个银元。几两银子、几十两银子就是件大事情，有百两银子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够买上十几亩良田。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所以戚继光的士兵军饷一日只有三分银子，一月不足一两。清代稍贵点，主要是鸦片战争前外贸顺差大，银子大量流入后，银价下跌造成的。后来大量赔款后，银与铜的比价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铜钱，清末时使用铜元，很少用银子作为日常交易用。许多老百姓至死都未见过银子。所以口语中表示没有钱(贫穷)时用“铜钱(钿)没有”而不说“银子没有”。要知道万历年间国库年收入才达到200万两，而且还是经过张居正改革后国库收入丰富才有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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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刘姥姥看到贾府上下一餐螃蟹24两银子，感叹说小户人家可以过一年了。要知道刘姥姥家当时也算中产阶级的，有房有地还雇得起工人丫头，第一次上贾府打秋风，得了20两银子，千恩万谢的。《明史》里也提到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基本工资）只是45两白银。而《射雕》时代在南宋中晚期，白银流通量还低于明清，其价值只能更高才对，这19两多一餐饭，不管是怎样难得的美味佳肴都似乎太过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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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货币单位制度极为混乱。不同朝代之间有差异，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但唐宋之后却也相差不大。因为各朝代银两的货币价值都有所不同，那么现在一般推算古币值都采用一般等价物交换的方式来计算，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不变的民生商品就是大米。以下采用太平年间的大米物价记录为标准，进行一个粗略的推算，大致可以得出银两的货币价值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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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就是377.6斤。现在我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在一斤1.5元至2元之间，以中间价1.75元计算，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人民币660.8元。由于《红楼梦》故事虽以清朝为原型，生活状况却以明朝为蓝本，姑且以明朝的银两价值计算，刘姥姥拿到了一万三千多元的过年费，当然很高兴了；而郭靖则付出了超出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一餐饭钱，还是在张家口这样一个小地方，太夸张了吧。郭靖就算傻，但穷苦出身，不可能不知道钱的价值，黄蓉更不可能挨店家的这一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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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银子要是拿到唐朝就购买力而言更是高得吓人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一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唐玄宗开元年间通货膨胀，米价涨到10文一斗，也是一两银子=2065元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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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问题出在宋朝，主要原因是宋朝的钱币制度极其混乱，而其记载也矛盾重重。宋朝是以“钱”为流通货币的，因为宋朝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业也前所未有地发达，因此货币需求量也前所未有的庞大，而且白银的产量和进口量都不高并且当时没有类似央行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管理机构，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情况。我们知道一般朝代1000个钱为一贯，等于一两银子，但是宋朝却不是这样的。《宋史食货志》及《续资治通鉴》均提到自真宗朝开始因白银存量偏少不足以赶上经济的发展，银价不断上涨，基本上是2000个以上的铜钱当银一两。而且宋朝“钱法”很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宜、价值多变，“随时立制”，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换一个铜钱，江南和江北流通的钱还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还要下诏以770个为一贯，并且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完全是笔糊涂账。根据《宋史食货志》提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和《宋史 职官志》“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姑且以2000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太平时期米价是1石600—300钱（靖康之乱前后到南宋初期有一两银子一石米的，不在正常计算范围）。1两基本上可以买到4—8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计算，1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一说宋石为96斤，就相当于1两银子672—134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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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宋朝以前白银总量太少，价值过高，还没有成为流通货币（想想看，你拿一张面额2000元以上的纸币去市场买东西会怎样？），只存在于朝廷赏赐与会计结算当中，比如税收、国家支付（如向金、西夏送交的岁币“银帛”多少之类），实际上明朝以前，市场流通均使用铜钱（北宋局部地区出现了纸币）。银两成为流通货币只是明清两代对外贸易活跃，外国白银大量涌入以后的事。但为何在很多人心目中一向以为银两是历来的流通货币呢，主要是因为明清小说的盛行，均按照当时的生活情况为常识对前朝进行描写，如《水浒》、《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等，而这些作品中的银两价值均以明朝的银价为标准，与原有的文、贯、缗、铢等货币单位搅合在一起，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因此今人所写较多以中国古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作品如《射雕》等书中也跟着把古代流通货币统统说成“银两”。但毕竟现代人比起明清时代的人时距更远，对前朝货币制度及银两的实际购买力的认识更加不足，才会经常出现天价馒头、天价酒菜，而认真的读者或观众出于对古代经济情况的好奇应该对“银两”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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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一两银子值多少人民币”的问题，基本上能够得出的结论是： ­

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左右； ­

明朝中期价值人民币600—800元； ­

北宋朝中期600元—1300元（或1000—1800元）； ­

盛唐时期2000—4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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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提供一些古代数据，提高一下感性认识： ­

唐朝九品官月俸5石米 = 唐朝时，初级公务员月薪1000元； ­

清朝六品官员年俸45两白银 = 清朝的局级干部，年薪9千元； ­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 那些当官的，哪个家里没有个几千万的？ ­

乾隆初年，捐一个道台需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两银子 = 花270万就可以买个厅级干部当当，明码标价。 ­

访谈者：赵国君、茅于轼

　　时　间：2006年4月13日

　　地　点：北京茅先生寓所

　　还是在税务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曾求教于先生：税率的高低、税收管理的效率以及如何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等等，可以说，我对他的立场和观点有一定的了解。如今，以茅先生为采访对象，意在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观察税收。所以就起了个与经济有关的题目，谈谈私有财产与税收的关系。希望立场是专业的，也是公民的或者说普通纳税人的。（赵国君）

　　交税就是买政府的服务

　　赵国君：茅老，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税收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还是要从老问题开始，什么是税？

　　茅于轼：要说什么是税，应该问一句：交税为什么？

　　我认为，交税就是买政府服务的。

　　昨天我们在中国税务报社开了个会，所有的人都一致呼吁减税。为什么？人们认为现在的税负太高了。当然，税负高低也很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税负还不是太高。但，高与不高，不是数字意义上的。关键的问题是税负的高低必须和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联系起来，即税收的增减必须从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服务来判断。服务少，少出钱，服务不好，也少出钱。

　　赵国君：将税收和政府的服务质量联系起来反映的是个体的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既然如此，完全可以按“质”论价了？

　　茅于轼：当然啊。纳税人支付出去的就是税，“买”回来的呢，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国防、外交、维持法律和秩序等。

　　赵国君：交税是购买政府服务，那和用自己的钱财雇佣保姆不一样吗？

　　茅于轼：是啊，纳税人用一部分财产来购买政府对自己的服务就是税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下，政府必然受到民意的制约，就像业主们有权联合起来自主选择物业管理公司一样，公民个人也有权选择由谁来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并有权定期加以更换。

　　赵国君：一句老话：“皇粮国税，不交有罪”，流传几千年了，反映的是不交税的后果很严重，按照您的说法，交多少税是我们纳税人说了算，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

　　茅于轼：中国传统的“皇粮国税”不是税，是一种保护费，是“贡”的性质，皇粮国税是义务的观念，不是交换。现在的纳税是一种交换和购买，彻底改变了百姓和政府的关系，然而我们大多数百姓并没有从这个角度上来认识纳税，尤其在农村还把纳税看成是“纳皇粮”是非常不妥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税就是一种带强制性的交换关系，也是对财产权的侵犯，允许侵犯的代价就是要政府为我提供良好的服务。这个观点并不被许多人提到，总比税负高低、税收多少，没有意义，还和美国比，和欧洲比，怎么能够和他们比呢？北欧国家上学免费、医疗免费，人家交50%的税可以呀，买的服务多，质量好嘛。

　　一定要强调交税就是购买政府的服务，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赵国君：纳税人出钱的目的是购买服务，服务太差了怎么行？

　　茅于轼：当然，政府的服务太差，购买者就有抱怨、挑剔和不买账。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啊。比如，政府干涉你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为什么还交税？花钱买罪受？今天早晨我去遛弯儿，看见城管大队的人又在野蛮执法，把摆摊的人的东西抢走。这是什么样的服务啊，买这样的服务干嘛？

　　还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冷漠，政府不好好做事就是没有给购买者提供好的服务，你愿意买这样的服务吗？不可能啊。所以，就要求政府改变作风，要求少交税。议会里成了博弈厮杀的战场。谈好了，政府规规矩矩，依法行政，谈不好，政府下台，有能力的人组阁，重新洗牌。你看，法治国家里的议会哪一个不是将税作为重点争论的对象？又有哪一个政客不是以税做文章，颁布施政纲领，取悦于民众？所以说，税是民众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力量。根本的问题还是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

　　赵国君：这就像那句话说的：“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像一个奴隶那样，不再重要了。”

　　茅于轼：有道理。对纳税人而言，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

　　爱不爱国就看你是不是认真交税

　　赵国君：要是政府不够廉洁，整天拿着纳税人的钱花天酒地，公民能不能够以此抗辩，不交税呢？

　　茅于轼：听上去有道理，但是，等到政府不腐败了，再交税，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全世界有腐败的政府占大多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问题是，政府虽然与贪污腐败作了强有力的斗争，但腐败一时还难以消灭。在没有消灭腐败之前如果政府没了税收，怎么运作？国家更难治理。要知道，反腐败也是要花钱的。

　　赵国君：那也不会是你越贪污腐化，我反而对你还报有信心，往里搭钱等你改邪归正吧，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茅于轼：那什么是政府啊，按照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观念，需要政府吗？政府是不得已的产物，我们必须让度出部分权力组成政府来管理自己，政府是必要之恶嘛。所谓宪法就是人们同意政府统治自己的契约，核心的问题还是限制公权力对私权的侵犯。所以，当政府是基于被统治者同意建立起来的时候，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自己办事的机构，又不是别人的事，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因为政府不够廉洁就不纳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做公民的权利。有偷税行为的人能够，或者说有资格理直气壮地监督政府吗？一个国家由这样一批旁观者所组成，怎么能成为一个像样的国家？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走上正轨，首先每个人要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政府的主人，要承担起公民的责任，这才会有公民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人民和政府关系的基础。不从纳税这一点开始逐步建立起这种基础关系，民主法治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赵国君：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不是既应该认识到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也应该正视政府的作用，即使它做得不好，也不能向坏人看齐，还应该有责任，有担当。

　　茅于轼：应该的，不仅如此，因为有贪污而拒绝缴税，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别人有错，自己也可以做错事；把别人的错误当成自己犯错误的理由，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只要社会上有一个人犯错误，大家都可以跟他学，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将一滑到底。大家都向坏人看齐，社会的道德将荡然无存！相反，不管别人如何不讲道德，自己坚守道德信条，并进而向不道德的人批评，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在最坏的环境下仍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条，这才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支柱。

　　赵国君：先生真是“以德报怨”，君子之风，但愿政府也如谦谦君子，切实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实处。

　　茅于轼：一个好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取建设性、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就是好！就是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西方人把死亡和纳税看成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死是每个人到头来不可逃避的，纳税也一样。我们是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国家，原来个人和政府的关系是自己无私奉献，政府统包一切。现在无私奉献越来越少了，而政府统包的想法还继续存在，样样事情要靠政府，可是纳税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不但老百姓这样想，连政府也还保留着类似的想法，并没有把纳税看成是一个人不可避免的事。

　　大家都知道，国外对政府官员的纳税情况监视特别严格，这是检验一个人够不够资格当官的起码标准。在我国从来没有听说对哪位官员检查过纳税情况，几个大贪污犯成克杰、胡长清等的罪状中间也没有偷税这一条。

　　赵国君：应该反思的是人民与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理顺，好多观念上的疙瘩解不开，纳不纳税就成了一种良心账和不得不接受的东西了。

　　茅于轼：是啊，过去一谈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人民的无私奉献，政府、国家概念搅成一团，具有天然的正确性。现在不同了，人民有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再无私工作了，将来如果我们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政府成为人民的雇员，听命于人民，虽然基于管理的需要也要有一定的权威，但也还要受公民的监督。

　　因此，过去政府负责人民的基本社会需要，做什么都要感谢党和政府，现在，人民不是为党和政府工作，是为自己，每个人挣的钱就是他们在工作中创造的财富，政府的收入大部分靠公民的纳税，从经济关系来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本质的不同。

　　赵国君：您在一篇文章里主张：纳税比爱国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茅于轼：很简单，如果不纳税，国将不国，想爱国的人也无国可爱了。所以，你要真的爱国，那么你就先要依法纳税，如果你宣扬很爱国，背地里却偷税漏税，那么就有理由怀疑你所谓的爱国是否出于真心了。

　　仔细想想，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遇到纳税却想方设法绕着走，这是为什么？因为，爱国的成本很低，一般表表态就可以了，而纳税的成本却十分真实，必须掏自己腰包，所以，我说爱国容易纳税却难。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大家同仇敌忾，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甚至愿意为国捐躯，但碰到纳税问题却没那么自觉。真是让人奇怪：愿意为国家慷慨赴死的人，为国家交几个钱却那么吝啬？

　　赵国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爱国主义是一种幼稚病”，也对这种假大空式的爱国主义提出了批评。

　　茅于轼：问题还不在这里。多年来，我们判断一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主要是听他说了些什么，现在是不是拥护党的领导，是不是和党保持一致，还喜欢让人表态，这种表态主义不但培养了奴性，也培养了大量双重人格的人。

　　口头爱国派深知喊几句爱国是没有成本的，未必真要上前线打仗，而缴税却是货真价实的。过去没有税的问题，爱不爱国喊几句没事，现在要纳税了，好，爱不爱国就看你是不是认真交税了。

　　如果没有人纳税，政府岂不垮掉，党没有税款也无法运转，国家都由这些说大话的口头爱国派组成的话，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还有什么国可爱？

　　赵国君：一方面税是购买政府服务的对价，一方面，无论如何，税又是必须得交的，是这样吗？

　　茅于轼：是的，没有理由不纳税。

　　从来没有恩赐的幸福

　　赵国君：茅老，您的观点可能不会被另外一些人所接受，在那样的社会里并没有税收的概念，也有高福利，高补贴，上学看病也免费，但他们要证明，所有的幸福均来自于政府的赐予与领导的英明，人们就沐浴在这样显见的恩赐中，根本就没有税的概念。

　　茅于轼：从来没有恩赐的幸福。

　　这些高福利、高补贴的钱从哪里来啊？总不能说是政府或英明领袖自己创造出来的吧，政府不会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相反它是个消费者，消费纳税人税金的机构。伟大领袖一个人能够创造什么？过去的说法是财富均来源于劳动创造，我说交换也创造财富，无论劳动还是交换不过是大家劳动创造的结果，虽然没有体现为税，这些钱还是来源于税的。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为的宣传，没有税是不能的。你可以不叫税，叫利润，但总是人们创造的财富集中到了政府手里，政府才能够花钱办事啊。

　　赵国君：计划经济的年代里，“非税论”盛行，根本就没有税的概念，人们在这种低物价、低工资，但高福利、高补贴的体制下却有某种眩晕的“幸福感”，为什么呢？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大，所谓的幸福感可能来源于某种“公平感”。但公平感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公平，何况，就是真正的公平也不一定是全部的幸福，幸福应该是自由的、快乐的，你能承认那个社会里的人是快乐的吗？只有少数人快乐，大多数人表现得、或必须表现得很快乐！

　　我常说，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快乐最大化。政府的职能必须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其中可包括不虞匮乏的自由，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本来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否则人们要政府干什么？或者苛政日久，政府就被推翻而不存在了。

　　我倒以为那样的环境下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你尽可说有些人感觉如此，但普遍的幸福不会存在，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走过来的，有着亲身的感受，更多的是各方面的切肤之痛，绝少眩晕的幸福，因为我不快乐！

　　赵国君：幸福得叫人快乐，也有带着镣铐跳舞的人啊，虽然不知道有多大的普遍性，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税的问题似乎很专业，其实关系着每个人的钱袋子，并不复杂，体制、观念、错误的宣传使这个问题被遮蔽了。

　　茅于轼：就是啊，直到现在有的国家还在讲幸福的生活是政府赐予的，是来自于伟大领袖的恩典，有的政府很忌讳甚至不让用“纳税人”的概念，让你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是很落后、很荒唐的。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幸福不是来源于赐予，而是来源于所有人的创造，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税收

　　赵国君：据杨小凯先生的研究，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好处是能够避免收税的交易成本，“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在财政上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怎么理解这个判断呢？

　　茅于轼：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私有制？一句话，仅仅因为财产私有，征税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也才有税的概念啊。

　　以前是计划经济，也就是公有制经济，财产表面上是大家的，税被隐藏起来，不存在了，但上缴的利润是什么呀？里面有没有税？当然，公有制企业效率不高，经营状况并不好。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如杨小凯所说的，收税的交易成本没有了，的确不需要交易。

　　相反，产权确定了，政府从属于公民的私有财产中索取一部分，这才能叫做“赋税”。公有产权制度下，政府本身是一个所有者，它收什么税？收谁的税？它的主要财源来自于整个公有经济体制的利润，而不是来自对私人财产的索取。

　　赵国君：那钱不过是从政府左口袋装到了右口袋里，难怪米塞斯会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核算，因为没有价格。同样，也没有赋税，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如此，政府与人民之间也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博弈了，对吗？

　　茅于轼：是这个意思。只有当收税是收别人的税，收税才会成为一件有难度的事。公有制经济却几乎避免了这种冲突，因为它不需要从私人那里收税。也就是说，它对社会财富的攫取主要不通过“税收”这一本质上属于私有制的方式来完成，它对社会剩余的索取手段主要是计划经济。

　　赵国君：可是公有制有利润吗？如果有，那点儿利润够维持用度吗？

　　茅于轼：除了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利润收入外，还有其他隐性的收入。我们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低工资制度，这不是偶然的，在非契约化的劳动体制下，劳动者的报酬不能讨价还价，不会有合理的劳动价格。真正的事实是大部分劳动所得以各种非税收的方式被攫取和积累了。有学者计算说，前40年中国农民平均每年有260亿被无偿掠取，杨小凯同时也做过论证：“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农民总贡献达8000亿元”。

　　“法眼”看税，问题不少

　　赵国君：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不但有了税，还有税收收入的高度增长，人们在肯定税收领域成绩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也在逐步地探讨和解决之中，依法治税的观念在不断倡导和实践中，比以前变化大了。

　　茅于轼：是啊，现在都在谈依法治税，是个好现象。但有许多问题也要反思，是不是真的有法的观念，是否按照法律的标准行事了？依我看，现在许多地方还是依计划征税，不是依法征税！

　　现在考核税务机关的主要标准还是看有没有完成收入计划，是否在某些方面达标，标准还不是法律的标准，有很多人治的色彩，计划经济管理的思维还很重。把法律扔在一边，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下，好用时用一下，不好用的时候把它扔了，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法治精神。

　　赵国君：应该说比过去好多了，毕竟操持的语言与过去不同了，说的是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政治叙事。但观念转变还有待时日，许多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以为税收不过是为国聚财，不过是以完成税收任务为第一要务，否则，要税务做什么？更糟糕的是在税务行政机关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传统，管理的理念非常落后，唯上是从，既与法绝缘，又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悖，引人深思。

　　茅于轼：所以，依法而论，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加税是不是说加就加了，还要不要经过人大通过？你学过法律，是不是这个道理？

　　赵国君：当然，法律上有一个立法保留项目，就是有些领域必须要法律规定才能实行之，比如财税金融制度、司法制度、限制人身自由的也需要法律，法律是个专用概念，专指经过一国立法机关，也就是议会制定的法律才能规定之，不能是行政法规、规章，或者部门通知漫天飞。我国《立法法》已然规定了涉及税收的规定必须是法律，只不过现在还是行政法规统领，部门规章频出，各地通知层出不穷，没有依法行事罢了。

　　茅于轼：我能感觉到的问题就不少，比如，税制设计也不尽合理，在所得税制中，许多劳动成本没有完全抵扣掉。 1600元的扣除标准是不是太低了？研究所一个出纳员的工资就得2000元，研究人员的工资在五、六千，甚至上万元。成本扣除少，说明许多劳动成本税务机关是不承认的。还有企业所得税中的扣除，广告费、宴请费、馈赠费等等在商业往来中是不可避免的，大量发生的，扣除标准怎么掌握？以前，广告费有个比例才能扣除，其他费用也有标准，这样的标准是政府自己的掌握，当然不会太高，造成企业成本扣除很少，所得额增大，征税增多。

　　这样的设计背后反映的理念是，企业是国家的，花一分钱都是国家的，所以我控制你的开支，而真正的事实是企业不是国家的，是私人的，有什么理由管人家开支？在这些方面，政府对外企控制得比较松，但外企和内企应该是一样对待呀。

　　赵国君：税制的设计关系到税收公平，的确很重要。当然，怎样建构一个合理的税制确实需要详细论证，科学决策，但我想还是有个观念的问题，征税为什么？怎样征税？是为预算而敛财，为了政府此时此刻的用度而完成任务，还是为了发展经济、服务纳税人？观念决定决策，杀鸡取卵与涸泽而渔都是要不得的。

　　茅于轼：谈到公平，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很少提及，征税的成本由谁来负担？税务机关盖个楼，谁负担？说到底终归还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负担了一切。但是，由于严加征管的成本是不是也由纳税人承担？我看不能。比如，安装税控收款机谁负担？

　　经济学讲，如果征税成本意识有了，税务机关在征税的时候就有个成本考量，花多少钱是值得的？比如，征一块钱税，该花多少钱？征一块钱税，花一块钱成本，那还有什么所得？除非花得成本比较小，才有收获呀。

　　很明显，如果成本有纳税人承担，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不断地加强征管的结果是收入总是增长的，而纳税人的成本负担是不断加重的，这还了得？如果由税务机关承担的话，就有个收入最高点，这个点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点，再加强监管，加大力度，反而得不偿失了。所以，最科学的点是征管收入与征管成本相等的时候。

　　道理很简单，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到税务机关那里时，如果成本是自己的，测量一下，成本小，收入大，好，执行措施，往下干，再增加征管，也就是再增加成本，收入应该是越来越少，所谓，征管越严，该交的都交了，偷漏税的缝隙也就越小，收入规模会下降。这个时候，无论怎么加强征管，增加成本，已经收不上税了。超过那个收益最大的点，收入就会变小，无论怎么“努力”。

　　反过来，成本是纳税人的，收入是自己的，那就没有底了。

　　赵国君：税收成本的确是个大问题，目前学界在不断探讨，税收实务界也在提，但还没有真正公布考核税收成本的制度，纳税人的确不知道政府为征税到底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自己为纳税付出了多少成本。

　　茅于轼：一般意义上的分类是把税收成本分成征管成本，比如刚才我们探讨的，还有就是纳税成本，你所说的纳税人为纳税付出的金钱和劳动。我们探讨的核心也是二者如何划分，哪些归政府所出，哪些是纳税人负担，当然，抽象地说，政府所出终归也是全体纳税人的税款来负担，但在具体案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分清楚。比如香港每年的税收报告里都有税收成本一项，不但有本年度的，还有年度间的对比，以便监控和掌握成本的变化情况，今年比去年省了多少钱，或者付出了多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纳税人为此少支付了多少成本，一目了然，很有说服力。

　　赵国君：纳税成本很重要，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应该越少越好，如何在交税中更简单，更便捷，有利于纳税人才是关键。现在，税务机关谈优化服务，搞各种便捷式服务的目的也是为了方便纳税人交税，当然，也是为降低纳税成本而努力。

　　茅于轼：现在的确是在谈为纳税人服务的问题，很好。希望不要没有头绪，不要从所谓政治观念出发，就从经济上为纳税人考虑最好，把纳税成本的观念建起来。

　　比如，让企业的会计去税务局开会、学习，要出钱打车，占用时间，明显是增大纳税人成本，不但不予以考虑，反而还要收什么辅导费，会上发一大堆资料，又收费，本来就劳民，现在又伤财！当然，现在要好多了，北京就好多了，外地是不是还这样？实际上就是征管的成本要纳税人承担了，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

　　政府消费知多少

　　赵国君：不仅是税收公平，在终极的意义上还要实现税收正义。税收正义要求的不仅是良法、好的税制设计，还要有公平的执法，公正的对待，从具体的层面来说，是一种程序正义，如何征税？如何实现对税款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都很重要。

　　茅于轼：谈到执法，我们不要野蛮执法。不得不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这种野蛮执法的情况，报道里说，农村百姓交不上税，税务人员就牵牛牵羊，甚至逼民上吊，虽然是很极端的例子，但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问题还是出在没有依法征税上，还是按计划征税，所以才出了好多问题。

　　赵国君：前提是要确立财产权才能够谈税收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公民的财产权是没有确定的，当然就存在着随时被征用、被侵害的风险了，在法之前，财产先定。

　　茅于轼：的确是这样的。财产权不能确定，财产就处在动荡和飘摇的状态。过去说关闭“五小”企业，一刀切，关闭了几千家，现在是关闭小煤矿，说关也就关了，还有土地征用的问题，征用了，补偿不到位，社会矛盾很大，近期的陕北油田案，也是先予后取，政府收购，补偿不合理，闹了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了。说到征税，也是侵犯财产权，一定要有法律规定，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够进行，应该更慎重。

　　赵国君：实际上，前三十年，我们没有财产观念，当然也就没有税的概念了。现在，有民法通则，也在讨论物权法，宪法里也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财产权在不断确立之中，问题是，合法的财产受保护，那么非法的财产呢？政府征税是否考虑财产合法与否的问题？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难道非法的国有财产就受保护吗？那样就太可怕了，你可以到我家随便拿什么东西走，然后说，这个东西国有了，国有了必然无论合法非法，都要受保护，岂不是一种劫掠？

　　私有财产合法才保护，公有财产合不合法都要保护？这是什么道理？说远了，仔细思考，公有财产怎么来的？是不是都应该保护？

　　赵国君：确切地说，正义的本意是同等对待与机会均等，所以，平等对待、参与、公开透明、人格尊严等税收正当程序恰是税收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准则。我们探讨税收正义特别需要在正当程序上下功夫，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于解决问题无益。“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哈耶克甚至强调：追求社会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社会政策必定会导向极权主义，因为这需要国家不断强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制。

　　如今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税收收入增长非常迅猛，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从聚集财力的角度是可喜的，可是，税收不是依附于经济发展吗？为何二者的差距这么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解读这一现象？

　　茅于轼：这个现象的确很有意思。税务部门说不清，只是说是因为加强征管的原因，哪里有那么简单？

　　有时候，的确是税基和GDP不完全一致，有些剥离。但现在差别这么大，不是差一点，是差一倍啊。经济增长是百分之九点几，税收是十八多，差不多一倍的样子，还有人做报告说是差不多一点五倍，反正是差很多，他说的比我们看到的要少，为什么呢？因为GDP做了修整，落下来很多，不管落下来多少，都是个问题。

　　赵国君：年前张曙光老师特别提醒我注意税收增长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之间的关系，您以为呢？

　　茅于轼：有关系。GDP是生产的总的财富量，而GDP又分成了消费、储蓄和进出口三块，生产出来的财富消费掉了，或者储蓄起来，还有一部分出口了。但我们的分类是有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是这三类，但消费里有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分，储蓄也是，有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再加上出口。我们是没有政府消费这一块的，到底是多少？你看不到。所以，我曾经写文章说，之所以我们消费太低是因为政府消费太大，并且被遮蔽了。

　　100%的财富被生产出来，有60%被消费掉了，剩下的被储蓄起来，变成投资了。这60%的消费里头有多少是政府消费，多少是居民消费？现在是政府消费越来越大，每年显示的是60%，但政府消费是多少？不知道，其实只要看它的行政支出费用即可。

　　赵国君：话说回来，政府消费支出不就是财政支出吗？大部分是税啊。

　　茅于轼：对啊，行政费用每年都是增加的，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比例。我问财政部的一个专家：为什么减不下来？他说，行政费用减不下来。为什么？第一，现在的办公设施越来越现代化，购买的办公用品都是最好的，这一笔开支非常大；第二，政府基建开支也很大，一个很直观的印象是政府的办公大楼越盖越豪华，越来越高档，快比得上五星级宾馆了，你去看看全国人大的办公楼；第三，办公费用居高不下，出差、开会加上旅游，还有出国，当然还有贪污浪费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并且毫无节约观念。为什么国务院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不是有感而发吗？

　　赵国君：何只这些呢？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和组织依附在国家或政府的身上，同样有纳税人供养，谁来统计过？

　　茅于轼：那就更没法说了，税款的使用是有专门范围，但都在用，并且稀里糊涂地用，谁来监督？

　　赵国君：谈到监督，又是一个宪政问题，不仅是民主政治，还应该有制衡的制度设计，官员不是民选的，不能受制于民，权力是独大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只靠道德自觉和良心发现，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吝惜、节约，仅有想法是不够的，应该有制度设计。

　　茅于轼：你说的很对，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可怕的，不但会压制一切正常的讨论，也会使一切有益的建设归于无形。

　　没有谁不需要正义

　　赵国君：我们目的在于要使大家认识税，认清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在明白税的必要性的同时，更加珍惜自己的权利，自觉、自立、自尊，严守法治精神和公民的立场，也是呼唤一种崭新的税收文明。如果我们做到了，很欣喜，如果还没有达到，我们愿付出这样的努力！

　　茅于轼：你们的观念很好，但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

　　赵国君：当然，凭着一本书改变时代，犹如凭着振臂一呼改变世风一样，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会不会产生新的暴政，新的绝对观念，都值得警醒，但只要能够严守立场，坚持做下去，相信总有更多人明白税的重要性，明白自己纳税人的身份，有一种公民意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很简单，没有谁不需要正义。税收正义就是我们追求的。

　　茅于轼：现在谈建立和谐社会，征税本来就是很不和谐的一件事，如果概念混乱、恣意执法，只会越搞越乱，因为征税矛盾会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应该特别注意！

　　希望你们能够取得成绩，因为税的问题很重要，需要让大家正确认识。

　　赵国君：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近日，全国开始打击手机低俗涉黄短信。在上上一篇文章中（从次序上来讲的确是上上篇，但是从视觉上来讲却是上一篇），我说到我将发各种黄段子给各个朋友，看看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因为难得我们国家有这么仁慈的惩罚手段，在违背了政府的意愿以后只需要停机，而不是像贵州村民一样直接停尸。既然只需要停机，为什么不试试呢。
 
    但是我很后悔，因为这个行为破坏了我和很多朋友之间的感情，不少朋友在这两天直接质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收到黄段子，难道你不把我当朋友么？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可能你本人很黄，但我的黄段子不够黄，被你当成了一个普通笑话，有可能你本人不黄，但我的黄段子足够黄，被中国移动直接屏蔽，并不是每一个朋友我都发，因为很多朋友平时看上去还是比较正经的，没想到你们那么不正经。

    除了给男性朋友黄段子以外，从明天开始，我决定双管齐下，对一些女性朋友进行了性骚扰。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弥补政府的失职。我坚决拥护政府的决策，但是政府没有告诉我们对黄段子和色情短信的界定，相关部门应该在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里刊登朗诵不能通过的黄段子或者淫秽词汇，比如说在新闻联播中，女播音员说，相关部门决定对手机涉黄进行严厉打击，防止手机短信低俗化，出席本次活动的屏蔽词有——“阴道”，男播音员接着说道“阴茎”……这才是负责认真的态度。

    其实，黄段子和性骚扰完全不一样，黄段子在人际交往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段子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重要手段。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人看到有人在手机里给他发了一个黄段子而暴跳如雷的，唯一不爽的可能性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这个黄段子不够好玩，第二个就是这个黄段子是自己刚刚看过并且转发出去的。当然，由于我们经常站在民意的对立面，所以也不排除政府做一个调查，百分之九十的人表示，非常讨厌黄段子，黄段子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比如导致他学习分心，考不上研究生，当不了公务员。

    第二种短信就是性暗示短信或者调情短信，调情短信在人际交往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调情短信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重要手段。既然都能发出这样的短信了，估计已经有着很高的回床率了，无论是情人情侣或者夫妻，这样的短信也是必不可少，合情合理，我又没有在新民晚报上登报表示就喜欢人家什么姿势，这种单对单的消息当事人双方都表示没意见，但是连当事人还没插入，怎么突然间政府就插手了呢。

    所以，我相信政府此举的目的其实是要屏蔽一些██嫖娼信息，比如说我收到过的“各地小妹，贴心服务，白领500元，学生妹600元，模特800元，洋妞1200元，破处3000元”，从这条消息里我们得知两个讯息，第一个就是往往这样的短信里并不含有屏蔽词，第二个就是白领真的很可怜，生活工作压力大，连出去卖或者假装这个身份出去卖都卖不出一个好价钱。

    另外我又一个疑惑的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审查系统，我从来不把侵犯人权和隐私权用来做文章，这是一个夫妻做爱都有人破门而入命令你拔出的地方。但是我很好奇，比如说你和你女人调情，结果被电脑先屏蔽审查了，然后就是相关部门的人员进行人工审查，最后审查下来没问题，这短信发出去了，你这应该算是一条短信调戏了两个人啊，连组织的女人都被你一并调戏了。另外，这个系统肯定会截停很多各种人的低俗短信，无论是各地领导。社会名流，文体明星，工人农民等等，虽然这些人可能最后没有被停机，但是每天看他们发送的各种短信应该很有意思，说不定还有屏幕前的你你你你你你你。

    在二十年前，我国对于要消灭的群体都冠以流氓两字，然后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到了今天，这个词汇变成了“低俗”，要消灭你，你就是低俗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那些界定别人低俗的人，他们到底高雅在哪里，比如说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有人看黄色图片是低俗，有人看红头文件是高雅，有人买个仿真枪是低俗，有人真枪一暴两个头是高雅，有人玩魔兽就是低俗，有人玩模特就是高雅，当然，这个谁都说不清楚，说清楚了，就不能随心所欲了。为了防止有一天我突然变成一个低俗的人，我率先低俗，并承认

从今天起，做一个低俗的人

劈腿翻墙  周游世界

从今天起，污染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个房子  面向大海  却被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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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的博客：http://www.bullock.cn/blogs/two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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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洛杉矶的房价对于中国人的收入和房价比而言已经算低了，但是美国人还是觉得高。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年，洛杉矶人口减少4%。为什么，房价贵，生活成本高，人就跑路了呀！
　　
　　这里就涉及一个经济结构、人口流动和房价之间的问题。下面说说这个问题。
　　
　 　我前面多次说到，美国是个大企业主导的地方。企业在哪里落户，哪里就有工作机会，人就往哪里涌。企业一关门，这个城市的人也就如鸟兽散。美国五大湖区原 来是制造业的基地，现在制造业都搬到亚非拉国家了，五大湖区的城市很快就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兴地带，主要是西海岸的加州，还有德州和北卡地区。
　　
　　再往深了说，美国为什么会强大？就是因为这些大企业的存在。他们才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以先进的技术作为引擎，主导这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人口流动，这才是美国强大的关键。
　　
　 　这里还是以加州为例。加州的发家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地理优势，面向太平洋，面向亚太国家。第二，气候好，一年四年阳光明 媚。第三是产业群，洛杉矶所在南加主要是媒体、娱乐、旅游业，北加主要是IT。正如制造业成就了五大湖区，这些产业也使加州在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过去的 40年，加州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最近十年，增幅都在下降。甚至出现了像洛杉矶这样人口下降的城市。
　　
　　这就是很多城市发展到 一定时候出现的瓶颈问题：人口增加，资源有限，所以生活成本就高，自然就逼着人往外走。美国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最初城市规划的时候，采取的都 是分散的模式。这个正好与中国形成反差，在中国，北京是首都，政府部门都在北京，国字号的企业都在北京，最好的大学都云集在北京，最好的医疗机构都在北 京。人为地配置这些资源自然会导致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去占有、分享资源。
　　
　　而在美国，恰恰相反。华盛顿是首府，除了首府什么都不 是。美国甚至把很多事务性的行政机构放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如美国人每年要报税，处理居民税务的机构就不在华盛顿。更别提企业和高校了。具体到每个州也 是如此，以加州为例，加州两大城市，旧金山和洛杉矶。但是你知道加州的首府在哪里？在Sacramento,没几个人知道吧，阿诺就是在那个小地方办公 的。加州10所州立大学，除了洛杉矶分校在洛杉矶，其他都是在小城镇。（我之前还做过一个统计，美国前20名的大学，分布在大约15个州里，纽约只分到一 个哥伦比亚大学）。这样其实已经最大程度地把公共资源分散了。
　　
　　但是还是不够，还是无法阻挡人源源不断地往旧金山、洛杉矶涌。怎么 办？美国就采取了城市群带的模式。在北加州，从旧金山到San Jose，就是所谓的硅谷，这条线上云集了很多小镇，非常像上海到杭州这样一段路，但是资源不是集中在两个点上，而是均匀地分布在这条线上，这就实现了资 源的优化配置。所以有时候我们嘲笑美国的一个城市，只有区区几十万人，也好意思叫城市。而实际上，他是把我们的一个城市稀释成若干个城市。每个城市自成系 统，但是又不远。
　　
　　所以我们想，在上海到杭州这条线上，如果上海只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把上海的IT业迁到嘉兴，把上海的高校分散在这条线上的不同县区，上海还会怎么拥挤吗？房价还会怎么高么？显然不会。
　　
　　所以说，中国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在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资源配置。从浦东的开放到今天的迪斯尼，那个不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的地方大量浪费，资源稀缺的地方极其稀缺。所以哪一种制度先进，一目了然。
　　
　 　再回到硅谷，就是旧金山到San Jose的这条线上房子也不便宜，因为那些IT企业都是动不动就是给10万的年薪，购买力在那里；100万以上的房子比比皆是。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便宜的 房子。前段时间我去Mountain View，就是Google总部所在的地方。其实也是小镇，但是我一个朋友买的是一个公寓楼，3室一厅，大概100平米，只要40万美金。夫妻俩都是美国 的博士毕业，都在IT企业工作，两人收入一年大概18万。你说生活有什么压力？过个几年有钱了再去换个100万的独立房，养两头狗。这就是你有了付出，对 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给你的回报，让你享受好的生活。你看中国的博士，都挤破了头去考公务员。这就叫脑体倒挂。
　　
　　而南加州一带，跟 硅谷清一色的高科技比起来就有点鱼目混杂了。从santa babara(jackson豪宅所在地)到洛杉矶再到san diego沿着太平洋这一条线基本上也串上了。这里的房价有高的，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便宜的也有10几万。最近几年，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很多人在家里就 可以办公，尤其那帮搞艺术的，很多都是个体户，洛杉矶房价太高，就迁到周边的小镇上来，同时又不会远离城市。一些新兴的小镇就在周边开始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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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了不少城市，大家也看出来了，美国的很多城市不像中国那样是集中式，而是小城市的集群为主。洛杉矶号称美国第二大城市，但是真正叫洛杉矶的其实 是很小的一小部分。另外周边还有将近100个类似中国的区县（比如比佛利、好莱坞都是区）各自为政。这些区县都是紧密地挨在一起，构成了巨无霸的广义洛杉 矶。因此生活的半径也被扩大了，开个30公里的车去买个菜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看到有同学回帖说美国的城市布局跟中国不同，因此房价也没有可比性。是否有可比性，该如何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但是我今天要说说纽约。纽约跟中国的城市就比较像了。
　　
　 　纽约市由五个区组成，最核心的区是曼哈顿。曼哈顿长什么样呢？它其实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类似于上海的崇明岛。只是这个崇明岛靠长江里面的一端是连着陆地 的。岛的两侧两条河（你叫它海湾也行），东面的那条和隔着纽约的另外的几个区，西面的那条河则是纽约和新泽西州的分界线。
　　
　　曼哈顿59万平方公里（想当于北京二环内）的面积上，住着163万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用北京做比较，北京中心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四区总面积大约90平方公里，人口227万。两者相比较，人口密度差不多。
　　
　 　如果再往大了比，整个纽约5个区790平方公里（北京五环内750平方公里，两者相当），人口827万。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还是拿北京来比， 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区、宣武区，再加上朝阳、石景山、海淀、丰台，这八区的人口大约也是在800多万。考虑到外来人口，我们假设这八区的人居住在五环 以内，那么密度也是跟纽约差不多。
　　
　　所以现在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北京二环内，曼哈顿；北京五环内，整个纽约市。当然你一定要说这样比不科学，那我也没办法。
　　
　　曼哈顿岛上基本上都是高楼了。而且有些楼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毕竟这里的美帝国的老巢。很多楼也显得十分陈旧。好在美国人注重维护，内部的装修也在不断更新，因此外面破点，里面住着还是很舒适的。你看看《老友记》就有大致的感觉了。
　　
　　当然，曼哈顿岛上也有崭新的漂亮的高层商品房，不过都是豪宅了。以前台湾新闻说连战在曼哈顿豪宅，就是那种豪宅。
　　
　　曼哈顿的房价自然也不会便宜了。一般2室2厅100平米多一点（使用面积）至少都是100万美元了，折算面积的话1万美一平米金起，高不封顶。
　　
　　有没有便宜的，也有。就是面积小一点。类似于那种单身公寓，一个卧室的，价格也是1万美金一平米，总价50万也能买到。
　　
　　当然，美国有物业税，这个问题以后会具体谈。这里先说个大概，如果你在曼哈顿有一个100几万的房子，一个月大概要交1000块钱。这只是一个大概数，根据房子的不同而不同。
　　
　　这个是曼哈顿大致房价。再提醒一下，曼哈顿，北京二环内。
　　
　 　那么曼哈顿居民的收入多少？美国官方数据说，曼哈顿人均收入10万一年，号称美国首富区。我前面说了，在美国大部分地区，10万一年算高薪了，微 软，Google给工程师才这个价。但是注意，曼哈顿因为富人太有钱了，因此普通居民也就“被平均”了，其实在曼哈顿，3-5万也是普通人的工资。很多行 业，比如新闻、比如广告、甚至于金融行业底层非核心的岗位，也就是3-5万的收入。要在曼哈顿买房，压力在美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更何况，曼哈顿的消费要 比美国其他地方稍微高一些。
　　
　　当然，普通人即便在曼哈顿上班，也不会在曼哈顿买房。房价贵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多高楼挤在一起生活太压力。所以很多人跑到岛外的其它区或者是新泽西去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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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美元的房子，在曼哈顿，也就是在相当于北京二环内的地段。对收入5万一年的普通美国人来说，已经是贵到天上去了。除了价格以外，也可以从上面的图 片看到，整个曼哈顿乌压压一片全市高楼，住宅也是以高层为主，住得都很压抑。当然也有楼层、景观好的房子，不过价钱也就高了。
　　
　　于 是很多人就把目光投向了岛外纽约的另外几个区，以及另一边的新泽西。在这些区域选择就多了，范围也大了，有公寓楼，也独立房子；但是坏境参差不齐了，比如 纽约的皇后区就相对差一点。但是有一点就是肯定的，就是出了曼哈顿，房价会立即便宜很多。同样档次的公寓楼在曼哈顿要100万，隔了一条河的布鲁克林价格 可以差一半，50-60万就能拿下。如果还是觉得贵，你可以去皇后区，价格还可以便宜一二十万。同时纽约的地铁十分发达，上下班也十分方便。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分析一下，纽约跟北京比，面积、人口都差不多。纽约还是给普通老百姓选择的余地，曼哈顿的豪宅你尽管去贵，但是我还是能够用相当于10 年薪水的价格在合理地段的买到100平米的房子。而在北京，就是普通居民也有5万人民币的年收入，现在想花50万买个100平米的房子基本上快到天津了 吧。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人口，土地资源都不是问题的根本，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甚至炒房也不是问题的关键。纽约的房子全世界的人都来买，价格也没有炒到疯掉。
　　
　 　这里就要说到房子的产权问题。独立的房子产权是没有疑问的，你买了这个房子，地皮就是你的了，以后是你儿子和孙子的。但是对于曼哈顿公寓而言，这个产权 该怎么算？美国的做法简单的说可以用概括成“集体拥有”。整一个楼假如有100个住户，大家集体拥有这个楼，相当于一个公司拥有100个股东。如果哪一天 你把这个房子卖了，就相当于把股份给转让了。这种“集体拥有”有许多具体的形式和规则，比如有些规定只能自主，不能出租；有些甚至连谁能不能买这个房子都 要审核过。
　　
　　另外一种公寓楼是公司所有，专门用来出租，不用来出售。但是政府对房租有严格的限制。前段时间曼哈顿有几个楼擅自调高房租，结果被《纽约时报》爆出来了，最后被政府处罚了。
　　
　 　总的来说，这种“集体拥有”模式的好处很明显。那就是避免你单打独斗，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总是弱势的，但是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住房公司”，无论是在政府 还是开发商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没有强势弱势之分。正式因为这样，左右房地场的几个力量能够得到平衡，住房价格也能够得到稳定。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这种模式就决定了房子一旦建了起来，就几乎不能动了。因为要拆整个楼的话，股东大会内部首先应该会有不同的意见。民主就是七 嘴八舌，最后导致效率低下。所以曼哈顿的这些楼，几十年前就在那里了，现在还是那样。再怎么维护毕竟也是几十年的老楼了。所以中国人一到那里，就会感觉纽 约怎么那么脏、那么旧。
　　
　　所以中国的房子涨得离谱，就是各方力量明显的一边倒。购房住以及房产拥有者处于一个弱势的群体，根本没有 力量参与市场博弈。所以政府（用于土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开发商）和开发商的权力不受制约，因此可以大力猛干，中国的每个城市在过去的十年都焕然一 新，但是整个市场也随之变的畸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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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生活
　　
　　前面讲了纽约，大家有了直观的印象，曼哈顿相当于北京二环内，整个纽约市五个区相当于北京五环内，人口数量也是差不多。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我们通常讲纽约大都会区除了整个纽约市，还包括纽约州（纽约市是纽约州的一部分，类似于吉林市是吉林省的一部分，有点搞）的其它几 个县以及相邻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一部分，其中新泽西和曼哈顿只隔了一条河。这些地区构成了整个纽约大都会，面积大约10000平方公里，人口 1600万。
　　
　　我又要和北京做对比了，因为北京的常驻人口差不多也在1600万（户籍人口1200）万，而北京整个市面积则要大得多，达16000平方公里。考虑北京西北面有大片的山区，我们删去1/3，那么北京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于整个纽约大都会地区十分接近。
　　
　　之所以这样多次反复拿北京跟纽约做比较，主要是希望大家对纽约的居住环境和居民购房的选择范围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纽约大都会区有1600万人口。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因为美国人口只有3亿，也就是说纽约大都会区的人口占到整个美国的5%还多。20个美国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这个地区。而北京的人口占全国的1.2%，就算北京上海合并，也只占2.5%的样子。
　　
　　所以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前面你不是说美国都是小城市的集群吗？公共资源都是分散的，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往纽约跑。
　　
　 　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发展的过程总是先出现问题再有解决方案的。纵观美国的历史，当初欧洲人在美洲登陆建国的时候，主要是现在美国东北的一小片地， 资源有限，纽约市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尽管美国后来有西进运动，人们往中西部走，但是还是无法改变纽约大都会区多年累计的城市结构和已经在美国 社会中形成的功能地位。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说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散发着各种物欲的诱惑，尤其是对年轻人。大家看《欲望都市》，女人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双鞋子。为什么？满足自己的欲望呗。只是每一个人的满足点不同罢了。
　　
　 　虽然说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善于攀比，要面子，那些在中国看来名牌的衣服鞋子，比如Levis的牛仔裤，Nike的运动服和鞋子，在美国都是几十块钱的 “经济适用型”产品。大部分美国人也穿这个。我们感叹美国东西怎么那么便宜啊！好像美国真的实现了共产主义。其实我们只感叹对了一半。美国不是没有贵的东 西，几百几千几万美元的衣服有的是，在哪里？纽约第五大道的柜台里。
　　
　　此外，一些现代资讯服务业，比如金融、法律、媒体、广告、时尚、文化等行业，纽约的工作机会要比其它地区多。因此多少年来，美国人还是一批一批地去纽约，都希望能够咬一口这个大苹果。
　　
　 　我认识在纽约工作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挣大钱的不多。因为如果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在我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工资都在3-5万水平，在纽约生活压力还是很 大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想在纽约赚点钱，然后去其他环境好的地方养老。工作赚钱不就是为了有更舒适的生活？这里美国人跟中国人的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按照 中国人的思维，年薪5万，北京五环内50万的房子死活是要拿下来的，否则对比起列祖列宗。
　　
　　思维不同只是一个原因，这里还涉及到个人迁移的社会成本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你的关系，你的资源——中国远远要比美国高，以后详细谈这个问题。
　　
　　当然你非常有钱，用钱赚钱，那么无论你多大岁数，纽约永远欢迎你。
　　
　 　也有一些年轻人，看上去混的不错的,有在纽约长驻的意思。我一个美国哥们，前不久刚结婚，夫妻俩都30岁的样子。老家是靠近纽约市但是不属于纽约市一个 地方，相当于怀柔、密云或者廊坊。男的哈佛毕业，女的哥伦比亚毕业。工作都有7、8个年头。男的刚毕业的时候进了摩根斯坦利，底层，很累，而且钱也不多， 投行也不是所有人一进去就高薪，底层的工资都是“被平均”的了。第二年就跳槽到了一个小的对冲基金公司，现在大概一年10万出头的样子。女的在一个公司做 市场，现在一年5-6万的样子。两人加一起16-17万，到手大概1万一个月。
　　
　　这个还是在80%中产阶级的收入范围内，只是位于80%人群的顶端。现在结婚了，照例说收入不错；但是他们还是租房。在曼哈顿花2000块一个月租的公寓，当然是很不错的房子了，就在中央公园的边上。美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无论如何，生活质量应该要保证。
　　
　 　你可能要问了，钱呢？这里跟大家算一笔账，首先两个人读书都贷款。哈佛也好，哥伦比亚也好，4年本科学费加生活费总共20万美元。如果你爹不是大款，贷 个10万很正常。哈佛给家庭收入6万以下的面学费也是2004年才开始的，那哥们没赶上。所以学费贷款是一笔开支，工作后一个月八九百块，分10年慢慢 还。好在哈佛毕业工作相对好找一点，人脉肯定广点。师兄都是都是当总统的，尽管他们都不认识你。
　　
　　所以你看，这里花大钱去读哈佛，其实也是进入高一级社会圈子的一个途径，给你带来可能带来某个回报或者满足，跟女人花2000美金买个包一个道理。——这是题外话。
　　
　　除去学贷、房租、这哥们工作7、8年应该有一点积蓄。照理说都结婚了可以去首付买房子了。但是人家不，他把这个钱拿出来，跟朋友合伙办了个网站，工作的同时自己创业。你说那哥伦比亚的老婆没房会跟他结婚吗？人家就是没什么抱怨，日子也照样过。
　　
　　所以还是那句话，美国年轻人不买房，不是因为买不起房，而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以及对生活的态度跟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生活的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自己过得舒服最重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重要，而很少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
　　
　　这个哥们做网站未必能成功，未必能赚钱，亏本倒闭也难说。但是如果当这个社会用相当一部分的人在用心做事，就一定会有好的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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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消费（上）
　　
　　大部分的美国人月收入也就是在2、3千。有人可能会想，中国人收入在2000-3000人民币一个月的是主流，但是只够吃饭的，别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算小城市日子也是过得结结巴巴。美国人怎么看上去还是那么轻松。这就要说到美国的物价了。
　　
　　说道理之前先摆事实，以下是一些常用商品的大概价格（美元）——
　　
　　355毫升灌装可乐，一打，12灌，4元
　　2升装橙汁，3-5元
　　鸡蛋，12个，2元
　　鸡，一只，3-5元
　　烤鸡，一只，5-8元
　　猪肉，一斤，2-3元
　　牛肉，一斤，2-4元
　　gala小苹果，一斤，1元
　　香蕉，一斤，8毛
　　葡萄，一斤，1-2元
　　(蔬菜水果价格会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但是总体波动不会很大)
　　卷心菜，一斤，3-5毛
　　土豆，一大袋，10斤，2-3元
　　黄瓜，1根，0.5-1元
　　食用油，1升，4-6元
　　西红柿，1斤，1-2元
　　曲奇饼干，一包，2-3元
　　小蛋糕、面包，一个基本在一块以下
　　20厘米直径的Cheese蛋糕，3-5块
　　万宝路香烟，3-5元一包
　　啤酒，（这里的瓶酒都是国内酒吧那种小瓶装的）一瓶1-2元
　　同样的啤酒，corona等大众牌子，酒吧价格5-6元
　　星巴克咖啡2-4元一杯
　　
　　固定电话+无线网络，40元一个月（不打电话，都用手机）
　　手机，40-50元一个月，基本上无限打。如果用family plan，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开三个号，一个人付款，大概每个人30元，基本上也是无限打。
　　煤气（热水+做饭，3人用），10-20块一个月（冬季靠近20元）
　　电费（电费跟垃圾清理、扫街费用一张单子，电费占其中一半），90元一个月。
　　（以上两项可能因地区和家庭不同而不同）
　　
　　高露洁牙膏，2-3元
　　海飞丝洗发水，750毫升装，6-7元
　　毛巾，5-7元
　　保鲜膜、锡箔纸（都是一大卷，懒得看尺寸）各为2-3元
　　
　　笔记本电脑，500-1000
　　500张打印纸，5-6元
　　圆珠笔，10根，1-2元
　　一般办公桌/电脑桌，100-300
　　
　　Levis牛仔裤 40-60元为主流
　　GAP T恤，15-30主流
　　GAP 外套，30-60主流
　　Guess，CK的衬衫，裤子，60-120主流
　　Nike，Adidas鞋子、运动服、40-80主流（双/件）
　　Converse帆布鞋，50左右
　　Polo羊毛衫，30-60主流
　　Armani男士夹克,100-300；西装价格范围可能还很大，400-2000都是正常范围，打折的时候我买过500一套，还是Made in Italy的
　　Coach的背包，200-400主流
　　UGG的棉鞋，120（不久前刚买过）
　　衣服裤子你如果不计较牌子，就去沃尔玛等大商场，女孩子夏天穿花哨的无袖小衣服，都在10-20的样子。
　　
　　肯德基/麦当劳套餐（汉堡+薯条+可乐）5-8元
　　一般的餐厅，10-20元。（美国都是一人一大盘，你点个鸡，就是鸡肉，边上弄点蔬菜、土豆、沙拉什么的）。普通的餐厅往10元的靠，环境好一点的餐厅，往20元靠。
　　
　　上面列出的那么多，有些东西的价格可能会因为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另外美国有消费税，大概为8%-10%，每个州不一样。买100块的东西要付108元。吃饭要给小费，一般是税后10-20%。
　　
　　总体就美国人月入2000-3000而言，日子还是过得去，你拿100元钱去超市，能够买上一个一推车的东西。过年过节去买衣服，你拿1000元钱也可以买不少。
　　
　　所以我们说，美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主要就是内需。你去买菜吃饭买衣服，除了个别商品，基本上很少会有“这东西太贵，我买不起”的念头。美国人2000-3000元的收入都是在源源不断地花出去的。
　　
　　这个现象的背后要问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物价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第一个，毫无疑问，是Made in China。我举个例子，上个星期我去宜家，看到衣架，是木制的，很厚重，很精细的那种。一捆八个，你猜多少钱？八个总共3块多美元，4美元不到。换算成 人民币大概3元一个。毫无疑问，肯定是中国来的，一看，果然。3块人民币钱一个的木制衣架，刨去运费和宜家的利润，中国的出厂价可能就只有一元人民币。厂 家的利润只有几毛、甚至几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甚至称不上制造业，只能称加工业——的现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为美国（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 的廉价产品，但是即便几毛钱美金一个的衣架，宜家沾了利润大头，估计还是100%以上的暴利，何乐而不为？
　　
　　这个问题已经无数人讨 论过了，但是说来说去，都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相当于商家之间的买卖。一个叫美国的公司为什么能够把价格压得那么底，关键在于他们所需的绝 大多数商品是买方市场。除了中国，还有很多亚非拉国家能够生产这些产品。中国要是提价，美国公司自然会向更便宜的印度公司下单。在美国，中国产品是多，但 也不是全部，亚非拉各个国家的便宜产品都能看到。
　　
　　而美国卖到中国来的东西却往往是卖方市场，电脑、汽车、飞机，还有好莱坞的大片 和美国教授的讲座。你爱买不买，就这一家。因为只有美国有这个技术，能够生产这些产品，因此价格就随便人家叫。这个还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我们没有这种技 术，没有对于这种技术的知识，因此很少有能力去评判、去鉴别这种产品的好坏。即便被人家狠宰了一把，自己还不知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工程设备引进的过程中 不要太多。于是长期以来，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只要是美国的就好东西。即便感觉那里不好，也只好闷声不响，生怕被人嘲笑。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人来美国，包括做生意的，或者读书的学生，做访问学者的大学老师。他们或多或少带有这种心理。其实接待他们的美国公司或者美国大学很多都是很平常 的，有些甚至都是三流公司和三流大学。但是中国人在心理上就把自己定位定得比美国人矮，这是我们这个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心态。
　　
　　这 种心理归根结底就是技术，没有技术没有鉴别技术的知识就没有底气。而这种知识获取的途径就是开放，国家应该让中国人通过各种突进了解美国是怎么样的，世界 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让民众知道自己的处境，有了对比才会有理性地思考和处事。而不是天天在电视里报道西方国家今天总统下台，明天首相被炒。
　　
　 　关于技术，我还想再说一些。其实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太小，没什么可比性）——的崛起都是走了和中国一样的道理。先是货币 贬值，然后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资，代工国外产品的同时发展升级自己的科技产业，所以到后来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产业迅速发展起来，韩国、台湾差 了点，但是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技术品牌。
　　
　　中国也是一样，改革开放初期，美金和人民币的汇率大约在1：2，然后人民币快速贬值，外企 就进来了。现在30年过去了，中国成绩是有一点，海尔、联想是进入美国了，但是都是美国市场的边缘品牌。中国是大国，至少向日本看起，但是我们跟日本还是 有很大的差距。日本不仅把产品打入美国，更重要的把文化也打入美国。日本的动漫、游戏、一些小工艺品在美国非常有市场，美国人热衷于寿司的程度远远高于中 餐。很多日本餐厅都是高档的。前段时间一老美跟我说他去吃寿司，一个人800美元。没错，一个人800美元。就在一个小包厢里，师傅专门为你们几个人做。 我没去，太贵吃不起。但是几个老美就屁颠屁颠地去吃了。而在美国的中餐馆好的屈指可数，而且基本上都是中国客。二战把日本打的遍体鳞伤，但是日本战后差不 多也是通过三十年的时间就把丰田车倾销到美国了。
　　
　　说到技术的同时不得不说知识产权。中国的广电总局最近把BT关了。骂的人多，但是我还是支持的——当然，如何让人们看到便宜的电影，整个产业应该如何构建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没有创新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保护措施。人性总是贪婪的，免费的东西永远都是好的。这也是在中国盗版、山寨横行的原因，而且我们还沾沾自喜。但是长期下去，这将祸害无穷。
　　
　 　中国现在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我辛辛苦苦搞出来的东西，很快就被人家克隆去了，这样我就赚不到钱。所以为什么还要搞创新？直接抄人家不就完了，钱来的 快。大家都抄来抄去，抄到最后，都抄美国的。微软在中国是赚不到钱，但是同时也彻底把中国的操作系统产业踩在了脚底下。中国沾到什么便宜没？当然这只是一 个例子。有些行业，已经被某个公司或者某几个公司垄断了，你就很难再正面竞争。所以尤其要在一些新兴的科技领域抢占先机。如果所有的技术行业最后都跟操作 系统一样，那就相当于整个国家被美国踩在了脚底下。
　　
　　除了技术，很多人觉得还有品牌问题。同样的Nike球鞋，为什么中国卖的比美 国还贵？但是我觉得与其说品牌问题还不如说是市场准入机遇问题。Nike在美国最多是中档品牌，所以它在美国卖的是中档品牌的价格。到了中国如何定位 呢？Nike发现它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球鞋都是一个样的。于是就把自己定位为高端产品，所以就卖高端产品的价格。而中国人（包括很多亚洲人）都有只要是 美国的就是好的心态，也就会去捧这个高价格。
　　
　　所以说跟品牌经营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是美国的产品，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心 理的，都可以在中国卖个好价钱。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市场和产业比中国成熟了好多年，中国一旦有新的市场培育出来，他们就占尽了先机。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否则怎么叫老牌帝国？所以中国能够胜出的，还是在于一些新兴产业，归根结底还是创新。
　　
　　这段主要说了美国靠科技占取其他国家的廉价资源，因此美国人能够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外国产品。但是有些东西，比如你去餐厅里吃饭，吃的是美国的种出来的白菜，美国养出来的猪，给你服务的是美国的服务员，为什么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这个问题下段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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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消费（下）
　　
　　美国物价相对便宜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完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整个美国的市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们有时候会抱怨，中国超市里的白菜都要2块钱一斤。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物价太贵了。这个其实是片面的。你去中国一些相对闭塞的县城，农村，你会发 现那里的白菜依旧是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会差那么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市场化是局部的。所以会出现像广西的香蕉滞销喂鱼的情形。
　　
　　城市里面的商品可能都几乎市场化了。但是在一个偏远的农村，他们的很多产品基本上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市场中间流动。全国的市场没有融为一体，所以好处就是当地人可以买到便宜的白菜。弊端就是种菜的不能把菜卖出去，赚不到大钱。
　　
　　市场化涉及到产业化，只有大量的生产才能产生效益。但是这里有一个流通环节的费用。简单地讲，一个是能不能运出去，运费多少钱？另一个就是中间倒卖了几次到最终消费者手里。美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运输成本问题，美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发达。而且几乎没有收费站（我在美国开车走了很多地方，只碰到过一个收费站，是从密苏里州去堪萨斯州的路 上，单向收了2.5美元，收费员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风口，十分寒酸的样子）。再一个就是油费相对便宜。目前美国87号油是2.2-3美元一加仑（每 个州、每个加油站价格都不一样，而且每天的价格根据原油价格在变）。一加仑=3.75升，所以一升大概0.7美元，5元人民币不到。我查了一下资料，美国 的87号油相当于国内97号油，价格对比一下的话，确实比国内便宜。
　　
　　第二，沃尔玛、Target等几个大零售商基本上垄断了美国的零售业。很多商品基本上从厂家直接进入货架。因此基本没有中间商。
　　
　　这样的好处就是尽量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费用，使商品相对便宜。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十全十美的。既然生产和销售都是工业化流水线型的，必然会导致产品的模式化。
　　
　 　所以你去看美国人，吃来吃去就是汉堡匹萨，零食都是薯片巧克力。在吃的方面，远远没有中国人来得丰富。这是无法避免的。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各种风味 小吃；中国的家庭，似乎都有一个女人整天在忙吃的。但是这些煎炒烹炸的东西没有办法做大规模化生产。无法规模化的东西，必然会导致价格高。所以生煎在美国 能够卖到一块多美元一个。美国人也会在家里自己做菜，但是做来做去还是萨拉、匹萨，因为超市里的原料也就只有这些。
　　
　　同样还有蔬菜 水果。美国的蔬菜水果相对要比鸡肉猪肉贵，因为蔬菜水果一个有季节性，无法按需大规模生产；再一个就是有保鲜期。所以美国的沃尔玛很少卖蔬菜水果，原因就 在于无法实现全国物流调配。蔬菜水果一般都在一些地方性的超市卖。而且美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farmer’s market。就像中国的赶集，都是定期定点的，农民拉着新鲜的蔬菜水果到市中心来卖，很受美国人欢迎。新鲜而且品种多，当然价格也比超市里面的高。这些 农民就是看到了大型零售商做不到的市场。
　　
　　这是吃。穿也是如此，高度雷同化，美国人不是喜欢Nike鞋，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选择的鞋子品牌就只有这么几个。能不能搞点与众不同的？有，不过小众的要么是地摊货，要么是高档货，高档的价格就贵很多了。
　　
　　所以从吃穿来说，美国人其实没什么个性，大家吃的、穿的几乎都一样。有一次在地铁上，冬天，看到8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7个穿着一模一样的UGG靴子。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工业化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成就了美国的消费心理，通俗地讲，就是随便、吃穿不讲究。
　　
　　这个是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上，能转移的都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去了。而不能转移的基本上都涉及农产品。
　　
　 　美国政府对农产品补贴很大，主要集中在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产品上，使得这些产品不但能够满足国内市场，而且还倾销到世界各地。同时这些农产品都是 重要的工业原料，直接带动一些工业产品成本的下降。此外，农业靠天，什么时候下个暴雨、刮个台风，就把庄稼给淹了，所以制度上的保障十分重要。美国的农业 保险也是十分完善。
　　
　　再次就是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要存在耕地产权问题。我们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其实还是传统的 小农经济，但是国家现在的顾虑在于如果农业大规模产业化，就会造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只有在逐步的城镇化转移大量农村人口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农业 的产业化。这个思路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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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税
　　
　　美国人认为美国税很重，这也是美国人骂美国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美国个人一般要交多少税呢？这实在是一个不好回答的 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有一个返税制度。老百姓每年都要报税，向政府说明自己一年收入多少，该交多少税，已经交了多少税，然后政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返回一部分税款。
　　
　　美国的法律是一个冗长的体系。就拿个人所得税这一块为例，政府一开始制定一个法律，规定收入的百分之几应该交 税。结果张三说，我收入是跟邻居王五一样，但是王五一个人生活，我有一家5口人要养，我花得比王五多，你要我跟王五交一样的税，显然是不合理的。想想是有 道理的，好，议会开会，讨论半天，制定一个法案，规定家里有小孩的返税一部分。过了20年，王五发现不对了。因为张三家的小孩长大成人了赚钱了，自己小孩 倒是到处要花钱，负担明显比张三重了。怎么办，议会再出一个法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长期下来，考虑到个人和家庭的方方面面，形成 了一个冗长的法律体系。到底要交多少税，能够返回多少税，普通人一般都搞不清。如果你都搞清了，你就是专家了。所以一般人报税，都是去找专门的会计师。他 们熟悉法律，几分钟就帮你搞定，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帮你多返税。所以会计师收入为什么高，还是那个工资法则，有技术含量的活，别人做不了，收入在美国自然会 高出一截。一个客户十几分钟搞定，收你几十甚至上百元。在每年的报税季节能够狠狠赚一笔。
　　
　　就个人所得税这一块而言，一般3-5万年薪的人1/3-1/4都要交税（具体包括联邦税、州税等不同种类）。收入越高，个税越高。
　　
　　在返税的环节，总体而言就是家庭负担越重（供房、有小孩），返税越多，有的甚至能够全部返回。而刚毕业的没家产的单身小青年，负税最重。
　　
　 　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一个消费税。你买任何东西，都要交消费税，每个州税率都不相同。比如拉斯维加斯所在的沙漠地带的内达华州的消费税在7%左右， 好像是美国最低，你买100块的东西要付107块钱。而隔壁的加州则为10%，得付110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州都调高了消费税，调高1个百分点政府消 费税的收入就能增加10%还多，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当然，每调高一次，美国老百姓就骂一次，毕竟是在你身上拔羊毛。
　　
　　除了这 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个人赋税还有一块大头就是物业税。物业税也是根据地区和具体住房条件不同而不同。同样有冗长的法律对住房的用途和档次就行分类，不同 州的税率不一样，豪宅物业税会高，一般的住宅大概在1-2%左右的水平，2007年美国全国平均物业税率为1.38%。前面提到过的，你在曼哈顿有100 万的一套100平米房子，每个月大概要交1000多元的税。
　　
　　物业税能够抑制投资购房，但是还是有钱可赚的。这套曼哈顿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有2-3个卧室，一个月能够租2000-4000元。一个月还赚1000-3000的样子，取中间数2000元，租售比和北京上海100万的房子租2000元一个月相当。
　　
　 　当然，曼哈顿的公寓在美国是特例。因为除了曼哈顿，美国人主要都是独立房，价格也便宜。一套50万的房子，每个月大概交500-1000元的物业税。而 租金的话就看地段了。前面谈到过，如果在洛杉矶有这样一栋楼，全部用来放租的话，隔个4-5个房间是没有问题，一个月能收2000-4000元的样子。当 然，也是不好赚钱的，要具体看买卖了。
　　
　　总体而言，一套普通房子的物业税肯定是要比租同样房子的租金来得低很多，否则买房就毫无意义了。
　　
　 　美国的税是重的。算上企业的税转嫁到个人头上的那部分在内，美国人收入的几乎一半是用来交了各种税费。羊毛都是出在羊身上，美国的高福利都是建立在赋税 上面。最简单的例子，你孩子读书的费用，你的养老金都是来自你交给国家的钱上。但是国家还是通过冗长的法律体系来尽量保证每个纳税人的纳税和回报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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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主导的国家
　　
　　普通美国人收入在3-5万，他们职位的提升和收入的增长都没有中国来的快，因为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及其梯队分布已经十分成熟了。在大企业熬个10年，到manager,可能有10万收入，再过10年，到Director,可能有20万年薪。
　　
　　从这点而言，美国的企业跟中国的公务员和国企体制十分相像。而事实上，美国的大企业动不动就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情形也是很普遍的。
　　
　　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公务员和国企是独立的体制，或者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这个体制之内，但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美国的大企业则是架构了整个美国的大体制，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和社会资源都在这个体制之内循环。
　　
　 　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中国的公务员和国企系统无需过多考虑其自身的经营，中石化、中石油、各大银行都是政府权力主导之下的机构，而不是市场化的产 物，所以他们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现有的权力，而不是自身的经营。而美国的大企业往往脱胎于小企业，靠实力和竞争，最后胜者为王，主导整个产业，进而左右政治 权力。
　　
　　所以美国没有发改委，没有五年规划，政府甚至对具体经济事务不闻不问，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产业发展。因为企业自发地替代了某些中国政府部门所扮演的角色。
　　
　 　以汽车产业为例。福特公司最早就是在底特律的作坊发家的。几个有想法的人希望能够制造出物美价廉的汽车，这样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够买得起汽车，改变美国人 的生活。于是他们研制出了经济适用型的汽车，并且迅速推广开了，为美国人接受。这100年来，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是这么几个公司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连主管 汽车的部门都没有，更别提地方政府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美国的汽车行业，它是垄断的吗？有那么点意思，几个大企业占据了市场，其 它人很难进来。但是美国人在骂这些企业吗？可能有，但是总体都不骂。为什么？两条原因，第一，这些企业解决了很多美国人的就业问题，就业渠道对所有美国人 敞开；第二，美国人买得起车，开得起车，享受到了这个企业对我的生活带来切实利益。
　　
　　这也就是说，这些大企业在自己赚钱的同时，推 动了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企业的社会效益，企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美国的大企业能够发展，除了它体制、技术和资金的优势，更重要的一个原 因在于它的确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它在这个社会能够长远生存的根本原因。而企业的所有制、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次要的。普 通美国人以自己的国家有这些大企业、自己为这些大企业工作为荣，哪怕是在新巴克当服务员也是如此，而这种荣誉感是发自内心的；而反观中国的普通民众，恨不 得自己的国有企业立马倒闭。
　　
　　大企业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但是优势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规模化大生产所带来的 竞争优势。这一点在《美国的消费》一文中已经提到。这里还有另外一点要说，美国的大企业虽然对内温和，但是遍布全世界的美国企业在对外敛财上一点都不手 软，比扔在伊拉克的导弹更有杀伤力。
　　
　　美国人为什么能够容忍那么大的外债，那么大的贸易逆差，那么大的财政赤字？原因在于源源不断 地有国外的钱进来填补国内的窟窿。在实业中，美国的大企业占尽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优势。而在金融业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金融也的游戏规则 都是美国人设计的，美国也自然成为最大的庄家。它拿着厚厚的说明书来中国推销美国的债券、基金、期货。中国人能够完整的看完这些英文说明，明白它内容的人 没有几个。所以你跟美国人玩，能赚钱吗？像东航、碧桂园都是被美国所谓“金融衍生工具”的套子套住，然后几个亿几个亿地赔给美国投行。投行的背后都是政 府，华尔街比白宫对美国更重要。这些投行不赚钱，它们吃什么去？
　　
　　抱怨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要总结原因。关键还是在于知识的匮乏，稍微有几个钱就夜郎自大。我们能做的是在自己还没有能力成为庄家之前，应该先学会别人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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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在这里：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354499.shtml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0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