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下的牛粪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0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象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象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九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在他的头脑暂时歇息的时候，暮色四合中，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象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新出了一篇甲流解惑，挺全面的。我没时间逐字翻译，只把重点列在下面。

1，甲流像普通流感一样，如果我没有发烧，就没得。

错。有一半的感染者没有发烧，而是只有诸如恶心、胃痛、腹泻，以及其他一些感冒常见症状。另外，如果你感到呼吸困难、胸口疼或者嘴唇发紫，你就属于症状严重者，无论这种症状已经持续了几天，都应该立即服用达菲。

2，这是一种温和的流感，死亡率甚至比普通流感更低。

错。目前全世界约有5000人死于这次甲流，而仅仅是美国，每年就有36000人死于普通流感。问题在于，36000是把所有与流感有关系的死亡，包括大量并发症死亡病例算了进来，而5000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并发症。另外，普通流感杀死的大都是老年人，但这个群体因为对流感病毒有某种免疫能力，因此感染甲流的几率不大。于是，本次甲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年轻人感染多，死亡多。

可以把甲流看做两种病：大部分人得的是普通流感，少部分人得的是严重的肺病。重症患者大都是婴儿，以及20-50岁的青壮年。

3，只要我身体好就不会有危险。

错。研究表明重症病人甲流病毒入侵肺部的程度较深，凡是那些肺部功能有问题的，比如哮喘、烟鬼、孕妇（免疫功能暂时减弱）和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人等比较容易转成重症甲流。但是，目前的统计表明，1/3-2/3的成年重症病人，以及80%的重症婴幼儿，得病前身体都很好。

与此次甲流病毒类似的一种H1N1病毒在1957年流行过，另一种相似度稍逊的病毒在1977年流行过，所以本次甲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老年人得病的较少。

4，如果我只吃有机食品、服用维生素药片、戴口罩、常洗手、多喝水，我就不会有事。

错。研究表明，有机食品、维生素D、口罩、洗手和多喝水都对预防甲流没啥作用，有的甚至有害。当然了，保持基本的身体健康还是会减轻甲流的症状。锻炼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是疫苗。

5，我们有疫苗了，所以不用担心。

错。虽然美国和英国已经为本国的每一位国民下了疫苗订单，但因为疫苗工厂生产能力有限，很多人还得等。另外，仅在美国就有一半的孩子家长因为相信了民间小道消息而拒绝为自己的孩子打疫苗。

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同时打普通流感疫苗呢？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目前全世界所有流感只有1%是以前的H3N2型，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流感病毒都被这种新的甲流所代替了。但是也有科学家警告说H3N2有可能卷土重来，因此他们建议两种疫苗都打。

6，疫苗有风险，为什么我们还要打？

疫苗确实有风险，但非常小。比如，1976年美国为了防止猪流感，为4800万人注射了疫苗，其中有532人得了Guillain-Barré syndrome（一种能导致瘫痪的病），25人死亡，发病率大致为每10万人有1例。但是，这种流感病毒本身就可以造成Guillain-Barré syndrome，发病率为每10万人有2例。更不用说疫苗防止了这么多人得流感所带来的好处了。

另外，这次事故基本上被证明是疫苗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所致，在控制了污染后Guillain-Barré syndrome病的发病率下降了很多。实际上，为了防止Guillain-Barré syndrome，最好的办法恰恰是打疫苗。目前的数据表明，打疫苗后Guillain-Barré syndrome的发病率低于百万分之一，而得流感后Guillain-Barré syndrome的发病率为百万分之四十。

7，病毒越传播毒力越弱，因此不必担心。

错。这个流传很广的看法是错误的。确实有很多病毒越流传毒力越弱，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我们目前没有能力预测病毒日后的发展趋势，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第一，能够抵抗目前唯一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达菲）的流感病毒迟早有一天会出现，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能够抵抗达菲的甲流病毒。第二，当大多数人都得过一遍，有了免疫力后，就会有新的变种出现。

8，一旦人类扛过了这一关，就可以高枕无忧几十年。

错。如果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从猪或者鸡那里转入人体，那么我们立刻就会开始一轮新的流感大爆发，其严重程度无法预测。也就是说，我们对未来的流感爆发毫无预言能力。

好消息也是有的，目前科学家研制疫苗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但是，除非我们能够发明出永久有效的流感疫苗，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战胜了流感。

史玉柱的创业史上，一个让许多人颇为佩服的是，他的核心骨干，无论在事业的高峰期，还是低谷期，都是紧密团结在身边，所谓同甘共苦。这也让许多人觉得史玉柱在吸引和凝聚员工(followers)上，颇有独到之处。

史玉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者用人，第一条是说到做到，建立信任，这是首要的前提。

《21世纪》：外界评价您在“带队伍”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不管你是哪一次创业，不管是顶峰还是低谷周期，核心团队一直在。

史玉柱：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第一个首先你和团队之间的这种心理距离，要保持距离，不要太远，这个怎么做的呢？你看地主老财，为什么做不大，他老是把长工当佣人，你是不尊重他，只要你尊重他了，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你，所以首先你要尊重他。

另外说到平时的言行上之外，一旦你有利益了，老板获得利益了，你一定要让他们分享，不能太抠，不要做周扒皮，否则没人愿意跟你，我觉得这方面，我们 算合格，这次一上市，亿万富翁出了一批。第二，你平时要敢于放开，不要什么权都要自己抓着，甚至出张支票都要自己签字报销，我们公司不大只有十几个人时 候，我就有这个习惯，什么事喜欢放给别人去做，放给别人做以后比自己做好，刘伟我就研究过，有很多事，我放给刘伟做，然后我自己做，我发现她做得比好，因 为她做她有压力，她做得不好上面有一个人会说三道四，我自己做就没有这个压力了。

《21世纪》：怪不得外界评价您，说您很会用人。

史玉柱：我以前用人，离开巨人的人累计也有上万人，骨干这些人，看基本上还没有骂巨人的。企业文化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反思比较多的地方，为此我找老柳(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先生)聊了好几次。我觉得我的企业文化扮演什么角色？企业文化实际上是大家的一种习惯。

因为什么企业文化很重要呢？因为管理一个公司，毕竟是不能面面俱到，另外管理，不管怎么制度化，必然是会有漏洞的，别人如果想钻漏洞，总是能钻到的。

所以，一个企业，全靠管理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企业文化这种无形的约束。管理加上文化，这个企业才能健康。企业文化起什么作用呢？就要起到制约于企业发展的一些大家的习惯和错误的认识，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像我过去珠海巨人的时候，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下级对上级经常拍胸脯，我保证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下任务指标的时候，没问题我保证完成，到时候不完成 了也没事，下次又这样吹牛。下级的随意性，上级对下级失去信任；然后上级也经常有时候：你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发一千块钱奖金给你，最后突然间发现，这个任 务其实很简单，两分钟完成了，这么容易完成了，不发了，或者改别的了，所以下级对上级又不信任，我过去知道珠海巨人休克的时候，这个情况一直存在。所以后 来，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第一条总结就是说到做到，做不到你不要说。

《21世纪》：但是这条要通过制度，才能有效推广起来吧。

史玉柱：这一条一推广，确实效果好很多，这样的公司上下级之间是信任的，这是你一个公司能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上级和下级之间，普遍都持不信任态度，下级不信任上级，上级不信任下级，这个公司，你骗我，我骗你，这个公司肯定不行。

《21世纪》：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习惯提倡“家文化”，巨人过去也这样，现在怎样？

史玉柱：巨人大家庭，现在还延续，现在我们还在建食堂，伙食要好，饭菜要好，但这种文化也是在不断的变，不断修正、调整的。

我们第二次创业，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低谷，已经到了比海平面还低了，相对来说，我们不太提太空洞的东西、虚的东西，就是什么实用我提什么的，那种虚的东西，相对来说搞得比较少。

《21世纪》：中国公司的创业历史都比较短，企业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变动和波动都特别大，经常容易陷入一种无规则的状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史玉柱：因为历史的原因，时间短，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企业是需要这种规则的，只有有规则的企业，才是安全的，规则少了是不行的，后来我一直主张我们 的公司，巨人网络要上市，上市之后制定了很多规则，比如说萨班斯法案等等，很多东西沟通成本、流程可能更多了，费用增加一些，效率下降一些，但这样的话， 企业会更安全。规则是需要的，是一个沉淀。

（转两个帖子，未经核实，极其有可能是反动份子破坏国庆气氛的造谣之作，我特别选出，以便相关部门进行追捕）

 

尊敬以及有可能看到我这封邮件的领导：
      您们好
      今天我怀着无限愤懑的心情给您写下这封邮件，我不知道您百忙之中是否能看到。但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上海市民，我今天所遭受的对待是我无法相信这是我们D的行政机关所为，也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不公平的对待。

       9月8日中午13点左右，我驾驶车号为皖XXXXXX的福特私 家车由华宁路向剑川路行驶，在元江路口遇到红灯等候，这时候过来一穿白衣的男子，问我能否带他一段路，我先是拒绝，后他说肚子很痛可能胃有毛病等不到出租 车他家就在前面，麻烦带一下。我说我工作单位就在闵行开发区马上就到了，他说他就在北松公路什么村，我心一软就让他上车了，其间我还说我有事要马上到公 司，你往那边往松江走我可不能送你，他说不远就在华宁路北松公路转弯处，他说到给十块钱，我说不要但是待会到前面你就下，我根本就没准备要他这十块钱。在 刚至北松公路转弯处，我还问这里待会怎么转到剑川路上，我不想再回头路，他说过了，叫我倒车回头。
       我 往回倒了一些，刚一停车，此白衣男子伸手拔我车钥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大约共七八人一拥而上将我从车上拖下来并强行抢走钥匙，我瞬间认为碰到了强盗还在呼 救，这群人不容我分说，将我双手反扣卡住我脖子推搡至一辆面包车里，同时搜去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并拿出一份准备好了的调查书（临时写上我车牌号）叫我 签字，我拒绝签字，我说我没干任何违法的事情，你们是什么人，请出示拘捕扣留证件，他们未能出示，告知我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只有一个人出示了个工作证并 将姓名一栏一直遮着不给看，我说需要看到姓名，我没有违法，我也拿我的身份证驾驶证给你们看了，而且你们现在这么多人把我拘禁在这里，我需要看的是拘捕证 不是工作证，其间我还请求不管怎样，我车上还有贵重物品，请让我拿下来，怎么配合调查我都可以接受，但请让我先拿下来，你们不能这样无缘无故的开走我的 车，拿走我的东西。他们说不拿你东西处理好了你自己去拿。
       就 这样在经过半个多小时在面包车上的拘禁，他们中有人用手指着我鼻子在说，我说请你放尊重点不要拿手指指着别人，他说他没指，他是用手指在空中晃动。我抑制 不住满腔的悲愤，这还有什么天理可言？这是什么执法队伍？我要打电话报警他们也将我电话抢走。最后这帮人扔给我一纸《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调查处理 通知书》将我推下车，我问我到哪里要回车，到哪里申述，他们说上面写得有便扬长而去。
       我无奈打的到七莘路778号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得到答复这是才发生的事情，材料还没到他们这里，叫我等10个工作日后，我说我车上还有电脑等贵重东西这时里面一工作人员才给我盖了个章叫我到春申路梅富路一停车厂去拿我的物品，我看到墙上有投诉电话，在去停车场的出租车里打电话向该单位投诉，得到的答复是会向领导反映。
       我又去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闵行区城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科反映情况，一位姓王（汪）的女士接待了我，但还是说今天不行，要了解情况后给我答复。在此我向王女生提出几点质疑，我说您看我是否是像运营黑车的？ 她 回答不像，但现在不能定。我还让王女生看了手上的伤痕，我说即使是处罚黑车（何况我根本不是）在当事人没有任何逃跑的意图，这么多人围着为什么还要反扣手 臂卡脖子，王女士回答说这些不是执法大队的人，是一些协管人员，并说坦率的说觉得我运气比较差。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如果是我非法运营黑车，被抓那说 我运气差，但我完全没有怎么会遭到如此强盗般的对待。
       我问交通科的王女士，这些协管人员冒充乘客并勾引车辆搭载行驶的行为不适宜作为我们**行政单位应采用的手段，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规，是引诱（误导）违法，我们交通执法怎么可以雇佣这样一群人。  王女士也坦诚这些协管人员抓到一个运营黑车的会得到一份奖励，我问王女士那有没有抓错的，王女士说有，我问那抓错怎么办，王女士说抓错就算了，放车，我说那错抓就算了就没有给赔偿损失一说？ 王女士说抓错车主也没什么损失么车子解除羁押么就算了吧，感觉到我对这答复无法满意，王女士又说：当然现在有国家赔偿法，不满意可以走法律途径，或者申请行政复议，不过那通常要至少两个多月。

       拖着被施以暴行奔波一天疲惫的身体回答家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给写下这封信。我父母都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前也都是在**机关工作，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善待他人尊重他人，在地震时候捐款，每年以女儿名义向儿童基金会捐款，就连这次被强迫“执法”也是应这白衣男子的要求做好事，为何好心却遭到这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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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提供的正确的处理方式：

 

    开车的TF注意了，当心被“钓鱼'!
    妈的，今天差点被钓鱼，幸亏有朋友提醒过。
    早晨到龙吴路总厂开会，中午没在那里吃饭，回到莘庄随便吃了点，想回松江厂里。在莘谭路吃了点东西，拐上了沪闵路，刚过了春申路，大概快到银都路，正好红灯，刚停下，后面车门被人拉开，一男一女一下子就坐到后面。大概50多岁的，女的满脸焦急的说：家里小孩在颛桥出事了，让我帮帮忙带过去。
    我一听怎么这么耳熟啊，今年3月底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开赛欧的），在七莘路顾戴路那里也是这样两个人上来了，说的是同样的话，朋友好心，也顺路，就带上了，刚到颛盛路那里停下就那两个抢了钥匙，随后一帮狗娘养的冲上来说是非法营运，强行扣了车，最后找人花掉8000元，一周后拿到了车子。

    我一听，也不开了，直接拉了手刹，反问：运管处的？一男一女也不说话，拉开车门就要出去，妈的b，钓鱼钓到老子头上了，比他们快先出了车子，直接一脚踹过去，那男的蛮结实的，被连踹2脚居然没踹倒，女的跑的很快，根本就没顾那个男的，直接横穿过马路跑掉了，旁边两个路人大概看不惯我打岁数大的人，跑上来拦着我（这世上好人还是有的），我说：打110报抢劫！路人一听也不拉了，那男的乘这一眨眼工夫，窜过马路也跑掉了。
    到了厂里打电话给交警朋友，朋友说：现在运管处钓鱼的一般都搞新车，新车新驾驶员比较多，上当的也多，以后遇到这种事，直接中控锁，然后拉到老闵行，大叫一声我车上有钓鱼的，然后就不用管了。
    妈的B，以后别让我再碰上，碰上打死这帮家伙。

  话说西元9002年，宋朝作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君主立宪制国家，在世界上充当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说白了就是一产业工人）。

          当朝皇帝赵经韬，为人稳健、隐晦，深谙帝王之道。

          当朝丞相魏鉴宝，更是不出世的人才，其演技堪称世界一流，幸好奥斯卡金像奖没设最佳社会政治男主角奖项，否则非他莫属。其妻章氏，执掌宋朝最大珠宝店带帽 都，一生最爱收尽天下奇珍异宝。其兄魏鉴宏，执掌宋朝最大非上市房地产公司—亨达房地产公司。其在位8年中，举国上下房价高涨，部分城市涨幅竟达 300%，魏丞相居然视若不见，堪称中华历史一大奇闻。

且 说有一渝府，区内黑帮泛滥，帮派林立。然有一捕头闻氏，头脑精明，善于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包括不该团结的力量——黑社会，俨然一内陆版雷诺。由于闻氏的这 一特殊才能，渝府监司汪氏刻意培养，其二人实际势力之大，府内无人能及。除此之外，府内仍有两派势力：渝府帅司和渝府军司。

          这里有必要做一简要说明，渝府监司汪氏为本地人氏，渝府帅司通常为朝廷下派官员，渝府军司主管片区军队。由于皇帝赵经韬很注意与军队力量的团结，因此渝府军司在三大势力中对皇帝影响最大。

在过去十多年里，渝府先后走出多名重量级朝廷官员。最为显著者莫过于何氏和汪氏，两人均为帝国内阁成员，对帝国太子选举具有投票权。

        时至两年前，朝廷选举大会，皇帝迫于军方压力，特暂选席氏为太子，同时又提携了一位自己的徒弟倪氏进入宰相府，作为下届宰相人选。然天公不美，有一 开国重臣之子包氏，谋略、胆识均胜人一筹，何赖“即生渝，何生亮”，席氏已入选太子，倪氏进入宰相府，包氏只能入阁成为内阁成员，无法成为帝国决策人。皇 帝只好将其下方地方，选来选去，唯有渝府。

时至今，朝廷新一届选举大会九月即将召开，最终将决定太子人选，包氏成败在此一搏。包氏为增加自己政治筹码，拉拢从渝府走出的何氏和汪氏。于是一年前调来东 北一虎汪捕头，开始名为打击黑社会，实则抓何氏和汪氏的小辫子的行动。但是马上要到开国六百年庆典，皇帝不愿见到不和谐的音调，于是对于包氏行动表示不支 持态度。于是包氏无法。

突 三月某日，一暴徒至渝府军司门前，杀守卫，强其刀，其动作、手法纯属，巧妙避开监视设备，俨然非一般江洋大盗所为。汪捕头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且发表声明： 此事必与黑社会有关。于是渝府军司向皇帝施压，渝府打黑行动正式开展。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充分，仅五月有余，便抓获黑社会成员无数，查处黑社会保护伞官员多 名，一时之间，举国上下百姓皆大欢喜，然唯独朝廷寂静，似乎渝府乃是外国都市，与本国无关。。。。皇帝、宰相无言，其他府、州官吏亦无言。。。是为宋朝历 史又一大奇闻。

且说包氏，在九月朝廷新一届选举大会中能否更进一步，怕是难上加难，因为朝廷贪官巨多，恐容他不下。包氏最坏结局可能是外派到非洲某国作为朝廷外相大使，终老一生。。。可悲可叹。。。

现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打黑事件。首先说其起因“抢刀门”事件，至今尚未揭秘。抢刀之人谁也？？首先想到的有两种人可能抢刀，一是藏独分子，二是黑社会成员。藏 独分子抢刀为的是杀人，制造事端。但时至今，尚未有藏独分子持刀杀人案出现。排除藏独分子。再来看看黑社会成员，根据后来打黑成果，渝府黑社会团伙所持有 官制刀枪不下百件，为何需要去抢看门守卫的那把刀？难道是金刀？后经查实，非金刀。因此也可基本排除黑社会成员。再来看看这件事对谁有利有害。由于这件事 惹毛了军方势力，军方要求朝廷下旨地方严查，于是渝府帅司有了打黑的圣旨。但是该事件对黑社会，也就是渝府监司汪氏及闻氏，有百害而无一利。。。。至此该 事件既有可能是谁指使，或许你也明白了。但是不排除其他情况，比如某位大侠，多喝了二两二锅头，于是趁着天黑风高，抢把刀、杀个人，娱乐一下，也不是没有 可能的。

再来看看这个打黑事件。包氏虽有私心，但行的是光明大道，深得人心，于是现在最苦恼的怕是皇帝本人了，一方面是朝廷贪官不容包氏，一方面是民意要求包氏入主东宫。。。让他慢慢去沉思吧。。。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件事：那个被杀的守卫，我觉得每一位渝府甚至是全国民众，都该为他献上一朵花，因为他的死，换来了朝廷不得不出的打黑圣旨；因为他的死，汪 捕头才能大展拳脚；因为他的死，唤醒了全国民众对黑社会的一致声讨，撼动了朝廷多年来的沉默。。。希望暴风来的更猛烈一些。。。

韩国执政党大国家党8月28日在党政会议上敦促政府将目前的保健福祉家庭部下属低出生率对策机构升级为总统直属机构，以有效解决严重的低出生率对策。大国 家党国会议员代表安商守表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使国家衰落或灭亡，应带着这种危机意识进行应对。”去年韩国的出生率为1.19人，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 的国家”。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预计2011年韩国的出生率将降至0.96人。

2005年韩国的出生率降至1.08人后，政府成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12个部门长官任委员。保健福祉家庭部低出生率老龄化 社会政策本部由3个局组成。此后出生率出现小幅上涨，2006年和2007年分别增至1.12人和1.25人。但李明博政府成立初期取消总统直属委员会， 设立了由保健福祉家庭部长官任委员长、10个部门长官参与的低出生率老龄化社会委员会。

相关业务则由保健福祉家庭部的低出生率老龄化社会政策局负责，级别有所下降。恰好之前连续两年上升的出生率于去年再次下降，降至1.19人。2006年和 2007年出生率上升，可能也有双春年（2006年）和金猪年（2007年）的效应。但现政府对于上台后忽略低出生率问题，的确难辞其咎。

提高出生率的确很难，但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果。柳韩金伯利推出产前休职（2个月）、产假（3个月）、育儿假（1年）等关于提高出生率的破格政 策以后，公司内部出生率曾从2005年的1.0人提高到2008年的1.6人。法国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7%，即883亿欧元用作支持生育 的补贴。由此，法国的出生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1.66人升至去年的2.02人。

韩国历届政府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即，“对5年后的大选结果造成影响的事情”、“5年内立竿见影的项目”，而在这段时间，韩国已沦为“世界上最不爱生育的 国家”。在国民人均收入未能达到2万美元的情况下，如果因劳动力欠缺、内需市场萎缩、社会开支增加而出现经济提前老化现象，就永远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因此，应由总统带头，政府尽最大努力解决低出生率问题。各政党也不应只顾眼前的战略，而是将10年、20年后决定国家命运的低出生率问题提升为国家级议题。

嗯，MSN搞活动，可以查自己是什么时候注册的MSN，看了下，原来是在“2002年11月21日14时24分8秒”，我记得当时我还住在西师的青教楼，是一个阴天的下午，那时候对这些软件都挺有兴趣，什么都要试试。
转眼都快7年了，当年在西师的时候，是我在校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候~非常令人难忘，呵呵，的确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